形式上，英国依然坚守着议会至上原则。
摘要: 长期以来，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的行为规范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不清，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就这一点来说，讲三个效果是一种退步。
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行政手段用得最多但有些过头，常常形成对经济社会不当的行政干预。在一些人看来，这些错误倾向包括：不问姓社姓资，不讲我国宪法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服务的职能，只讲抽象的宪法法律至上[1]。如调高售房所得的税率，大幅提高炒卖商品房的人的行为成本。再如个人购房贷款，可以区分不同房屋需求（居住需求、投资需求、经营需求等）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等。商品房的价格并不是不可以调控，而是要真正应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的问题。
能否将宪法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上访事件，政府相关部门不应相互推诿，也不能个案解决，应当通过调研，提出总体解决的对策和方案，有的可以制定法律法规来加以解决。相对于政治而言的中央银行自主性，是纯货币改革起作用的必要前提条件。
需要更为一般化：因为宪法不只是出现在政治中，而且，就每个系统的反身性与法律的二阶规范发生结构耦合而言，宪法出现在每一个社会系统中。从经济上说，财产权意味着无需在特定的沟通结果上形成意思一致。1945年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在从政治极权主义中苏醒过来后，迎来了世界范围倡导人权的宪法时刻。作者简介：[德]贡塔·托依布纳，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Goethe Universitat Frankfurt）私法和法律社会学教授。
纯货币改革在三个方面与上文勾勒的宪法定义相吻合。[96]Thomas Vesting，Politische Verfassung? Der moderne （liberale） Verfassungsbegriff und seine system-theoretische Rekonstruktion, in: Gralf-Peter Callies，et al.（eds），Soziologische Jurisprudenz: Festschrift fur Gunther Teubner zum 65. Geburtstag （Berlin: De Gruyter, 2009），609-626, 613.[97]关于规避以及反规避手段问题的详细通论，参见前注[5] , Huber and Robertson书，第51页。
只有在此刻，才会出现神志清醒的时机，意志被强力扭转，并导致激进的转向。它们也不是政治权力循环的一部分—权力循环的运行从议会、行政、利益集团等等所形成的公共性出发，然后又返回到公共性。一种宪法总是连接着两个真实运用的过程。与此相伴的是，银行根据货币乘数（money-multiplication）的动力机制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并非用于生产投资领域，而是用于购买投机性资产。
只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宪法才能超越其形式有效性而有效施行。现代社会把参与（participa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等同起来，但同时，又取消了两者。结果，其发展出了自我摧毁的趋势。[19]宪法时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
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的高度自治才是实质性的。法律自身通过其规制创造了冲突，并由此需要更多的规制。
[5]这一项改革直指经济制度的心脏—货币机制。具有宪法含义的政治干预从来不会直接把权力转换为货币，反而总是通过立法行动并借助法律系统间接实施影响。
它们并没有参与权力和共识的生产以制定集体性决策。[33]当社会宪法把各种各样的社会反思中心（经济制度的反思中心就属于其中之一）的存在形式转变为民主社会的标准时，社会宪治主义就被运用起来了。外在压力的运用意味着，政治、法律或者其他子系统的自我控制给目标系统提供了刺激，并最终导致外部和内部的程式（programmes）沿着预期的过程共同协作。元符码需要在位阶上高于法律和经济的二元符码。这可以看成是对经济支付循环的强迫性增长所实施的重要自我限制。为了建立一种金融宪法，就需要政治冲击—这些冲击可以进入到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影响。
而是指灾变处于直接、即刻发生的状态。事实上，这些只是成瘾行为的社会放大器：它们以攀比心理、模仿、社会规范或者从众心理等等形式影响着强迫症行为。
规制的阿基里斯之踵（theAchilles heel）在于，国家性或跨国性规制总是可以被有效避开：鉴于数不胜数的规避规制的伎俩，事前规制变得不可能。我宁愿采用纯货币为例子以清楚说明社会宪治主义可能存在的悖论：没有国家，但同时高度政治化。
第二，这个概念也可意指在制度化政治之外的社会中的政治。这类制度其实就是对福利国家的政治所施加的紧急的宪法性自我限制。
—企业治理生态化：这里所指的不是一种新的管理伦理，而是指通过议会、政府、工会、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介等等施加外部压力以推动企业内部结构变革。这一程序反身性为每一个功能系统生产了其媒介获得区分和自治的形式。因而，规制的目标就在于，在因果链中导入反作用因素，以阻却危机的复发。正是在此条件下，从社会学和法律的角度看，谈论政治宪法、经济宪法、科学宪法或数字化宪法的要素才是有意义的。
欧洲中央银行和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币、纸币以及活期存款是共同体内唯一拥有法定货币地位的货币形式。4）合宪／违宪这个二元区分发展为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中的一个二元元符码（a binary meta-code），并在法律符码和经济符码之上形成。
正如上文所述，制度化政治与其他行动者（尤其是市民社会的行动者）一道必须施加大量的外部刺激，以便促使经济支付循环的微观结构发生改变。3）纯货币改革例示了全球经济的微观宪法结构化，这种结构化无法通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家性或跨国性干预来实现。
双重反身性在金融制度中尤其明显。其试图仔细解读社会子宪法的政治维度。
一方面，纯货币改革预设了外部权威在经济的自我限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直接控制货币供应是指，中央银行仅限于创造纸币，而不开展那种如今支配全球性活期贷款业务的权力。这应该说是恰当的劳动分工。[13]令人烦恼的问题仍然在于自创生是否暗中依赖于增长的逻辑。
supra note [ 47 ]，Preuss, 40 ff.。不过，这一可能性可以被处理为足够小的发生概率。
要么，对全球沟通过程进行行政控制，要么，对社会系统施加外部压力以促使系统自我限制。如果说存在着非个人性的（即集体性或沟通性的）强迫性增长的事物，那么，银行家个人的贪婪就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外部力量虽然可以激发或启动这种内部反思，但是却无法替代内部反思。[45]过剩的外部规制和经济结构的内部变革都需要对危机做出妥当的反应（尤其具有吸引力的备选项包括：禁止银行的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以及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实行制度化的分业经营）。
